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真早呀
小的时候从我妈妈的言传身教里，我体会到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威力。那时候为了表示反叛，我发誓不论女权。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和老一代女作家杨
女权主义是现代文明文化的产物，当妇女意识到自己的独立身份和才能，意识到自己独立的思想价值后，对社会中的男权主宰现象进行反抗，要强调自己的独立社会地位。20世纪初期，在欧洲发达的国家和城市中，女权主义非常猖狂。几乎是同时，中国也有了女权主义者。因为中国开始有了受新教育的女性，这些女性自然把女权主义接受过来。蔡畅、丁玲、冰心、梅娘、杨沫，乃至绝代才女佳人林徽因、张爱玲等，尽管不高唱女权，她们的作为，都是极端女性主义的。
革命和女权不是一回事
但是中国的大多数女权主义者们很快就被战争和革命卷入到一种鲜明的政治运动中去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和抗战。比如像我妈妈那种年轻一些的专科生，刚刚开始思考社会和自我问题(我看到妈妈在高中时期写了很多诗句)，二战就来了，日本人来了，战争来了，马上决定加入抗日战争。还没来得及想清楚自己的女性问题，就成了抗日战争大学的革命战士。到了抗大，男女马上平等，什么都不用想了，每天唱着战歌等着党给派活儿。远不及年长一些的女知识分子们幸运，比如丁玲虽到了延安，她知道自己还是接着当作家。
也许是一直没来得及真正体验女性主义，而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工作(女权和革命是两码事)，妈妈在学生时代的女权意识一直保持下来，显得比很多同代同等资历的女性要绝对和极端。这可能源于她在去延安之前受教育的地区――上海，也可能源于她在河南上学时卷入的学生运动和文学活动等。幸亏如今我能有幸结识到梅娘女士，她曾是抗战时期杰出的年轻女作家，同时是一位鲜明的女权主义者，和我妈妈同龄。她至今保持着女权主义的态度，成熟而不刻板，看到她我再一次感受到中国女权主义的早熟，也更明白了妈妈的很多忧虑。
她们曾经忧虑什么呢?肯定是下一代的事情。比如像我这种完全没有受过任何女性教育的人，从小只知道空泛的男女平等口号。妈妈在我上大学时期，见到我就追在我屁股后面强调女性的独立精神，我以为她指的就是毕业后要多挣钱，自己靠自己生活，但等我终于混出来点儿可以夸耀的事情，又发现她要求的并不是这个。我们以为爱情就是过小家家，衣服就是时髦的好，事业就是听个响儿。结果无论我怎么臭显摆，妈妈似乎都不满意。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回味，我才明白了妈妈的苦心，明白了什么叫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不是要求女人的脸上都长胡子，那都是初级女权，女权主义是要女人真正地美丽。
我们这一代女性是在共产主义男女平等的旗帜下长大的。男女平等的口号实际上把女性的特征给抹了。没有女性特征当然也就不会再议论女权。仅有的关于女权的讨论是妇联关于农村拐骗妇女抛弃女婴的事情，那又似乎离城市女人的生活非常遥远。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国家开放了，有了物质的生活，有了大批的进口货和外国人，年轻女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大放异彩了，别说什么女权女性意识了，什么意识都没了，只剩下种种好奇的欲望。
男女平等的意识不足以教育女性
我们这一代小时候从来没有过私人住宅――无论高低档的住宅，都是公家分的，有私人财产的家庭也早都充公了；也从来没有过私人的汽车――建国后所有汽车是公家配的，有私家车的也早都公产了；然后在“文革”期间铲除了猫狗宠物；一般的家庭，丈夫的工资养不起一个太太；解放后长大的男人们从来没有受过献花的训练，女人从来不知道剃汗毛的用处……我们一懂人事，就知道男女平等，工作至上。
而在西方，女人们正在为了不当别墅中的主妇而斗争。
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和西方是反的，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女权主义已经成了女性生活主流的时候，我们这里很多年轻女人们反都开始憧憬着当专业太太的生活：车，房子，狗，丈夫，孩子，成了多年来她们的最高梦想，又恰恰是我妈妈那些上世纪30年代的年轻女性曾经担心会堕入的必然生活陷阱（我妈妈当年上的上海艺专，实际上是培养高档太太的性质）。
妈妈的一句话老是出现在我的耳边：“我们年轻时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你们从这些东西中解放出来，但你们为什么又把它捡回来了？”她不明白。但身为中国女权加革命妈妈的女儿，我了解身边女人们为何要争取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过去的教育抹杀了男女的性别特征，突然国门一开，发现世界上别的地方的女人都不像我们这么活着，生活中有那么多为了女人而制造的东西，似乎只有当家庭妇女才有工夫去享受女性的天然，于是，我周围的一些年轻女性奋身投入中产阶级家庭妇女行列。
能选择的女性模式并不多
记得小时候看《红楼梦》，为了林黛玉来回地哭，就因为她没得到贾宝玉。几乎所有浪漫的女读者都由此而蔑视薛宝钗，看到书的结尾，薛宝钗落了个单身母亲，大家都说活该。其实单身母亲的乐趣到了如今才揭晓，闹了半天那也是一种天堂!我有个女朋友曾经很大胆地指出，她的一生宁可当薛宝钗也不当林黛玉，因为林黛玉其实是个事儿妈，这种人无论当朋友还是当情人都够累人的。她那种议论很让当时单纯浪漫的女人受刺激，大家甚至怀疑她的人格。
当时我们正是青少年时期，当时我们刚开始思考一点儿女人问题，当时是“文革”期间，没有任何关于女人问题的书籍来参考，只有革命样板戏里的女英雄――谁都不想当那个!还有中国古典名著中的各种著名女人：花木兰也是英雄，没法效仿，潘金莲是淫妇，不敢效仿，杜十娘是妓女，李慧娘是妾，武则天、杨贵妃闹得太大发了，一追究，不仅祸国殃民，也有高等卖淫的嫌疑……闹了半天，就剩下林黛玉或薛宝钗这两条路可供纯情少女选择了。
现代生活证明，林黛玉这种人不死就得当单身职业女性。没有任何男人可以承担一个女人浑身的敏感细胞。而女人如果一成熟就开始读李清照的诗，那更是把自己的热情读死在句子里，照着镜子抒情，自己数皱纹儿吧。
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后代，面临的生活选择很有限。父母都是双职工，妇女解放运动变成了一种制度，女权的母亲们自觉地把她们的生命献给了国家，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中没有说长大以后嫁人持家也是生活。等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一开放，就好比《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开门了，想当什么类型的女人都有可能了，于是最为人好奇的就是当家庭妇女。
什么叫家庭妇女?玩锅碗瓢盆儿，玩花弄草，伺候心爱的男人，教育孩子，有更多的时间保养青春?不再步我们母亲的后尘，不再死扛半边天?
小时候读《青春之歌》，林道静为了给穷人几块钱惹来丈夫余永泽的抱怨，使她走向革命。林道静是林黛玉那类的人物，浑身是感觉，肯定是要在结婚以后闹女权的。当家庭妇女的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当林黛玉，当家庭妇女必须要有麻木的心态，才能平衡自我，因为那个家庭世界里的任何人和东西都比那个主妇重要。
我在欧洲认识一位H太太，她一辈子就是为了伺候她并不爱恋的丈夫和她极爱恋的儿子。她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独家花园楼房，丈夫儿子汽车宠物钢琴样样有，她当太太当妈又当保姆。每天开车去超市买菜，井井有条地准备一日三餐，食谱在厨房里写着，每星期食品没什么大变化，但餐具齐备，生葱一定要用银盘子端上来。H太太绝对不会让她的生活方式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决不能违背中产阶级的任何审美观，为了这些最严谨的审美，她每天都注意超市里的减价行情，攒了一大堆的减价票，买了减价物品就把节省下来的生活开支买礼物或给自己买新衣服。一切礼节必须得体和有计划，她会弹钢琴，也会把所有的厨具都擦得一尘不染，每年她捐点儿钱给国家交响乐团，穿戴体面地独自去听古典音乐会。她从不反驳丈夫的暴躁，因为经济大权其实在丈夫手里。这种好妈妈我在国内从来没见过……如果中国没有战乱，如果我妈妈能在上海艺专毕了业嫁了人，她没准也会是这个路子……那我就会有一堆不同的心理学问题，包括为了反叛母亲一生的附属地位而坚决不下厨房!
女人的生活模式很多，但是对于共产党国家培养出来的女性来说，能选择的模式并不多。因为在我们小时候的教育里，有很多对于女性教育的缺陷。我记得有男性朋友指出，中国大陆的女性不如台湾的女性有女人味儿。看，我们使了那么大的劲儿想当林黛玉，结果还是只能当林道静。无论如何，生长在新中国，经历过“文革”的女性，火药味儿在身上擦不掉了。从小的革命和专业教育，注定使我们无法变成完美的家庭妇女。一个欧洲人告诉我，他的中国太太曾经有不寻常的经历和对艺术的巨大热情，但是结婚以后，马上变成了中产阶级主妇，她以为这是一种对爱情的献身，结果丈夫大失所望，夫妻长期不和。有个女朋友问我，为什么我就不能当西方式的中产阶级主妇?答案很简单：我们从小没有那种环境的熏陶，但是我们有女权主义的熏陶。
生活的疮疤一揭开，所有完美的生活方式中都有很多无法告知的苦痛。生活远远比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世界要复杂得多，也不能选择林道静那种简单的解决方法，参加革命嫁给英雄。我们这一代面临着更复杂的生活状态，而我们又是在一种很简单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女人，我们撇着八字脚走路，喜欢大声说话，不懂生活细节，对品酒一知半解，对品茶没有耐心，不会擦洗厨具，不会把玩食具，不懂百家食谱，还不会悄语调情……细细数来，当然愧对“男生”：台湾的女人轻轻把苹果埋在茶叶里，捧出有苹果清香的茶叶罐，男士闻了，啊呀；喝了，唏嘘；大陆的女人只会挤公共汽车。
怎么办?撇着脚走吧，什么也别想，你是大陆来的，你会画油画，你精通国画，你是戏剧专家，你是歌剧精英，你是演奏家，你是作曲家，你是导演，你是录音师，你是杂志主编，你是建筑家，你是评论家，你是翻译家，你是经理，你是作家，你是数学家，你是商人……
这就是我们生长的土壤：
放弃专业攻家政，晚了；
放弃自己攻爱情，傻透了；
放弃工作当女人，忧大发了。
（摘自《口红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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